王奕博创CBA先河 D类合同规则下首现顶薪强挖

　　CBA自由球员市场迎来历史性时刻：王奕博以D类顶薪合同从浙江稠州转会青岛男篮，成为联盟工资帽制度实施四年来，首例通过D类限制条款实现的球员强制转会。这一转会案例将CBA工资帽体系的设计逻辑与执行现实推至台前。

　　根据2020-21赛季起实施的工资帽规则，每支CBA球队最多可签三名D类顶薪球员。若某队D类名额已满，其他球队即可动用D类合同“强行匹配”其到期球员，原球队无法跟进。然而这一旨在促进球员流动的机制，在实践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2025-2026赛季20支球队仅注册28份D类合同，北京、浙江、广厦、山西四队用满三个名额，吉林、江苏、四川甚至未注册任何D类球员。这种现象背后是CBA与NBA工资帽本质差异的显现。

　　与NBA作为单一经济共同体不同，CBA各俱乐部投资规模差异悬殊。本赛季国内球员工资帽上限4200万元、下限1400万元的设计，难以约束资本实力悬殊的俱乐部。吉林队曾在姚明任期内投入低于1200万元，而豪门球队的实际支出远超3600万元的初始上限。

　　转会市场的真实运作更凸显特色。尽管官方工资帽设定国内球员顶薪600万元，但巨额转会费始终是隐形推手。高诗岩3000万元转会费获多方确认，王哲林、周琦等球星的交易同样涉及数千万资金流动。这些支出并不计入工资帽体系，使得4200万元的工资上限形同虚设。

　　合同类型的灵活运用成为俱乐部规避规则的新策略。姜宇星从吉林D类合同转为辽宁C类合同后薪资反升；赵睿通过买断新疆D类合同后签约北京C类合同，展现了制度缝隙中的操作空间。多数球队倾向保留D类名额作为战略资源，既可用于保留核心球员，也可作为引援筹码。

　　目前CBA球队薪资结构已演变为“大量A类+大量B类+少数C类+少数D类”模式。辽宁、广东等强队仅使用1-2个D类名额，通过B类合同锁定青年才俊（如齐麟、张镇麟的B类合同据传达千万级别），母队只需提供100%涨幅即可优先留人。

　　这种演变使得CBA更趋近欧洲足球模式：豪门依靠资本和城市吸引力集聚人才，中游球队通过球员交易维持运营，小市场球队则面临人才流失压力。缺乏升降级制度进一步削弱中下游球队的竞争动力，外援政策的频繁调整（如4节7人次、4外援注册）更放大实力差距。

　　联盟近日修订外援更换规则，取消上赛季无限制更换政策，试图营造更公平竞争环境。但如何平衡资本力量与竞技公平，仍需长期探索。王奕博的转会或许只是开始，CBA工资帽制度的真正考验仍在后面。